針對地攤經濟的措施精選(五篇)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針對地攤經濟的措施，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　地攤經濟; 治理; 法律困境;

Abstract：　Both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relaxed relevant policies on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 and explicitly encouraged its development,But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 in many places seems to have returned to the situation that being chaotic if it's released or being inanimate if it's administered.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lots of prevale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protecting the rights after sale,the influence on the normal order of the city, and the improper way of supervision. To overcome thepredicament,it is necessary to use the rule of law thinking,improve the market access system,innovate the way of supervision,establish industry self-governing organizations and impleme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detail,so as to help the street vending economy adhere to the path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ruly become the vitality of China's economy.

Keyword：　street vending economy; administer; legal predicament;

在國家宏觀政策的鼓勵和支持下，地攤經濟順勢發展，全國迅速開啟了地攤經濟復興模式。地攤經濟展示出其獨特的經濟驅動勢能，但其中也不乏盲目跟從的勢頭。如今潮流逐漸減退，地攤經濟又被納入強制規范的列表之中，攤販和城管間的“貓和老鼠游戲”重復上演。可是地攤經濟從來不是可有可無的“角落”經濟，其出現帶有一定的正負效應，我們只有將其帶到“陽光之下”——使其合法化，合理化，規范化，才能為長足的經濟發展提供更強有力的動力支撐。

1 、地攤經濟的基礎理論梳理

1.1、 地攤經濟的概念

地攤經濟，是指通過擺地攤而獲得收入來源的一種經濟形式。由于人類個體有限的生產能力和多樣化的物質需求，加之后來勞動分工的明確化、職業化、專業化，早期的物物交換逐步演化成商業貿易。但販夫走卒，古已有之。地攤經濟作為人類最原始、最有生命力的商業活動之一，有其獨特的優勢，不僅填補了老百姓購物的一段空白，在疫情背景下還能發揮緩解就業壓力、繁榮經濟市場、改善民生等作用。

1.2、 地攤經濟的類型及特征

1.2.1 、叫賣地攤與問價地攤

根據攤主的販賣方式，可分為叫賣地攤與問價地攤。叫賣地攤的攤主多以叫賣的方式，宣揚折扣優惠細則，吸引客源，促成交易，其特征為利潤低、銷量大。問價地攤則是等待消費者問價，部分商品在攤販與消費者的一問一答中降低價格，促成交易，其特征為被動、價格因人而異。

1.2.2、 食品地攤、服飾地攤、生活用品地攤與娛樂地攤

根據地攤販賣商品種類，可分為食品地攤、服飾地攤、生活用品地攤與娛樂地攤。食品地攤無論是加工過程還是售后，易產生垃圾，食品安全為消費者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服飾地攤因其售賣尺碼及款式多樣，通常占地面積大；生活用品地攤數量最少，商品質量安全引人關注；娛樂地攤多設在廣場等面積大、人流量多的地方，占地面積較大。

1.3 、地攤經濟興起的溯因

1.3.1、 疫情背景下政策鼓勵

近幾十年來，地攤經濟相關政策有放寬趨勢。近來受疫情影響，國內失業人口增加，各個群體經濟負擔都有所加重。國家為推動經濟發展，擴大內需，放寬了地攤經濟相關政策，鼓勵地攤經濟的發展。各地也紛紛出臺相應政策或措施以促進地攤經濟發展，減輕就業壓力。截止2020年6月，先后有江西、遼寧、陜西和南京、成都、廈門等多個省市明確表示鼓勵發展地攤經濟并出臺了系列寬松政策。[1]

1.3.2 、地攤經濟“三低”特質

地攤經濟有著創業門檻低、失敗風險低、商品價格低的“三低”特質。創業門檻低，是指對經營者的學歷及技能要求不高，沒有店鋪租金的壓力，對資金不足、身體有缺陷、年齡較高但又想獲得收入的弱勢群體來說，是一條保障自己生存權的道路。失敗風險低，指的是前期的資金投入不多，經營成本不高，中低收入群體數量大，市場廣泛。地攤經濟沒有店面租金，店員服務等壓力，商品價格一般都比較低，大部分商品算得上物美價廉，競爭優勢明顯。

1.3.3、 填補了消費者的需求空白

首先，地攤經營者大多會選擇人流量多的地點擺攤，如學校、居民區、大型商場的周圍。這一選擇為居民、學生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消費途徑。其次，從地攤經營的內容來看，多以小吃、零食、日用品為主，而城市居民的主體以中小階層為主，物美價廉的“地攤貨”可以很好滿足部分日常需求，填補了商超之外的消費市場，滿足了消費者購物便利的需求。

2 、地攤經濟調研情況分析

2.1、 調研情況

本次調研主要以問卷、走訪調查為主，電話咨詢等為輔。問卷調查分為線上調查與線下調查，針對不同群體設計了兩份不同問卷，一份針對地攤經營者采取線下調查方式，另一份針對非地攤經營者采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調查方式。針對地攤經營者的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352份，針對非地攤經營者的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268份。調查地點為湖南省長沙市，走訪的地區主要集中在長沙市岳麓區、雨花區、天心區等。

2.1.1、 地攤經營者調研情況

通過問卷數據和走訪調查結果可知，在長沙從事地攤經營的勞動者，大多是缺乏學歷和技能的外來務工人員且近一半為中老年人群體（如圖1、圖2所示）。

大量的進城務工人員，在缺乏其他技能的情況下，加之年齡偏大，學習新技能的積極性不高和過慢，多數會選擇從事擺攤從而維持在城市生活的成本或者補貼家用。大部分經營者對當前地攤經濟的監管和執法感到不滿意，城管執法不夠公開透明，多數從業者對關于地攤方面的法律或法規不太了解，對于政府出臺關于地攤經濟相關規定，有一部分人認為很好，但多數人認為沒有用，從而也就造成的目前地攤經濟“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局面。

2.1.2、 非地攤經營者調研情況

非地攤經營者問卷部分，采取線上與線下相結合的調查方法，接受調查的群體主要為當地居民、外地游客、當地學生等。在268份的調查問卷中我們發現大多數對地攤經濟有一定的了解，也在日常生活中多次接觸到地攤經濟，因此他們對地攤經濟的態度是基本支持的。非經營者認為地攤經濟方便了居民的生活，提供了多樣化的物品選擇，從而有利于經濟的發展。與此同時，也有一部分非經營者發現了地攤經濟存在的問題，即噪聲污染、環境污染和衛生質量問題，他們希望國家可以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2.2 、調研問題分析

2.2.1、 管理制度不完善

雖然地攤經營者與非地攤經營者立場不同，但他們都表示出了對現在地攤管理的不滿。地攤經營者表示，目前城管執法方式較以往有所改善，但仍存在執法不文明、不公正的現象存在；非地攤經營者則認為政府在試點的時候沒有廣泛征求人民群眾的意見，沒有結合實際；在執法的過程中不夠透明。所以在地攤經濟管理的過程過，政府和其他管理機構應當充分考慮各方意見，建立高效溝通的機制，規范城管執法過程，結合地攤經濟的客觀特性，因地制宜做好規劃與管理。

2.2.2 、政策宣傳落實不到位

無論是地攤經營者還是非地攤經營者，他們對于地攤經濟的認識都存在滯后的情況。非經營者對城管的印象基本停留在了之前新聞所報道的粗暴、野蠻上，而根據經營者的反映，城管的素質是有所提高的；經營者對當前地攤經濟相關法規也不熟悉，實際上早在2016年湖南省政府就出臺了《湖南省食品生產加工小作坊小餐飲和食品攤販管理條例》，在這部條例中明確規定了食品攤販經營方式和范圍等。造成這些現象的出現，客觀上可歸咎于政府宣傳不到位。同時法規出臺后，政府部門沒有出臺相應跟上立法的規范性文件，來具體引導地攤經濟，政策精神難以落實。

3 、地攤經濟發展的法律困境

通過實地調查和文獻資料研究，我們發現地攤經濟發展的法律困境主要集中在售后、秩序和監管三方面。售后問題主要發生在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部分經營者職業道德不高，對產品、服務的質量把關不嚴，易發生侵權等糾紛；此外消費者也存在維權困難的現實難題。秩序問題則發生在經營者與社會公眾之間，主要包括噪音污染、環境污染在內的污染問題和交通堵塞問題等。監管問題則發生在經營者與管理者之間，主要是執法模式不文明以及現有規劃試點不科學的設置與管理。

3.1 、售后維權艱難

由于地攤經營流動性和自主性較強，進貨渠道多元化，且目前針對規范地攤經營的法律尚不完善，尤其是產品來源追溯的監管機制的缺乏，使得地攤商品來源不明，即使發現劣質商品和食品過期變質也無從追溯。同時，地攤經營的自主性決定了攤主進貨渠道的多元化，這也加重了對其來源的監控和管理的負擔。再者，當前各類食品攤點缺乏相關食品安全與質量公示,也沒有相關第三方機構，如質檢和維權機構的介入，消費者無法直接了解攤點食品安全情況，在出現食品安全或質量等問題主張維權時，難以取證，追責困難。[2]

3.2 、影響城市正常秩序

3.2.1、 環境污染問題

地攤經濟常常伴隨嚴重的環境污染，包括噪音污染、空氣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由于地攤多設在人流量大的交通十字路口、居民區的空地處、學校周邊等處，他們的叫賣聲以及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噪音極易影響周邊居民的生活。食品加工產生的油煙、隨處亂倒的垃圾和食物殘渣使當地的環境陷入“臟亂差”，給城市環衛管理工作帶來一定的難度。還有一些地攤經營時間較長、較晚，容易損害居民休息權。在經營中，油煙、食物氣味和垃圾等常常影響周邊環境。

3.2.2 、影響交通秩序

經營的逐利性驅使攤主聚集在人流量大且人群密集的地點經營，而這些地點通常也是城市規劃中的交通網點、商業繁華地段、娛樂場所中心圈和居民小區密集區等區域。由于地攤經濟自身特點，區域內部缺乏統一的攤位規則。同時受部分經營者素質較低的影響，地攤經營不可避免和城市規劃在空間上有交錯的現象，加重了空間利用上的矛盾，容易破壞正常運行的交通秩序，影響交通安全。

3.3 、監管方式不當

3.3.1 、執法方式不當

城管暴力執法這一社會熱點不止一次上了“頭條”，因管理方與被管理方地位上的不平等性和管理的強制性，輿論常將問題歸責于管理一方，而忽略了執法與被執法的雙向關系。暴力執法問題出現的原因有二：一是管理制度不完善、措施不配套、執法方式不妥當；二是城市管理者與地攤經營者缺乏有效溝通。城管和地攤經營者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地位的不對等使兩者的立場和意志有明顯的差異。

實際生活中，城管在執法的過程中，較缺乏人性化的執法方式。大多數經營者對于城管的執法方式都有所不滿，主要體現在執法過度、方式簡單粗暴和不文明執法三個方面。而一般以地攤為生的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質較低，缺乏相應的法律意識，當出現事故糾紛時，他們比較傾向于用自己的方式處理問題，而不是通過法律途徑，且手段比較偏激，容易與城管發生肢體沖突，進一步激化矛盾，不利于治安管理和社會和諧。

3.3.2 規劃管理不科學

在城市管理中，政府部門是管理者的角色，而地攤經營者是被管理者。雖然服務型政府已取得較大成效，但在地攤經濟管理與執法方面仍存在著較大進步空間。此外，因為現實管理問題各不相同，政府根據最基本的管理職能，有時不得不強制介入地攤經營，干預市場。此時，由于缺乏系統、科學的論證以及充分聽取經營者的意見，政府部門的某些舉措顯得“費力不討好”或者“藥不對癥”，在地攤經濟中較為明顯的一點就是政府規劃攤點設置與管理制度不科學、不合理。

在放開對流動攤販限制的開始階段，城市管理者盲目劃區，強制要求攤販到某指定地區經營，這種缺乏有效溝通協商與科學論證的決策，最終導致了客流量不能滿足攤販的經營需要,攤販又回到之前的場所進行經營，試點區一片凄涼的尷尬處境。[3]

4 、地攤經濟發展困境的化解

4.1、 完善市場準入制度

引導地攤合法化。大部分地攤經營者為生活困難、就業能力較弱的群體，比如城市下崗職工、無業人員和進城的農民等低收入群體。地攤主體資格的非合法化，讓流動攤販處于“身份缺失”的狀態，沒有進入市場經營的合法身份，被排除在市場之外。主體資格的“缺失”使得地攤經營者也失去了自我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的外在監管的壓力與動力，這不僅影響商品市場秩序，也會激化經營者與消費者的維權矛盾。

因此，促進地攤主體經營資格的合法化既是對攤主從外部規范轉化為內部自覺約束的途徑，倒逼其進行自我整改、升級服務質量，也是解決買賣糾紛，規范市場秩序的途徑。地攤經營主體合法化是對地攤經營者的合法身份進行明確的證明,以此將合法地攤經營者與非法地攤經營者進行區分。建議對攤主實行備案制，對資質合格的攤主出具資質證明。宣傳鼓勵居民在地攤聚集點進行消費時,認準在合法地攤進行消費。這從“賣”“買”“管”三方面進行了規范。[2]

4.2 、創新監管方式

4.2.1、 規范進貨渠道，透明商品質量檢測監管

利用互聯網，多方聯動監管。“互聯網+”走進生活已不再是新鮮事，上到政府利用互聯網公開信息，下到社區信息共通，地攤經濟的管理也應該加入互聯網，尤其是對貨品來源渠道的監管應充分利用互聯網的透明度高、覆蓋性廣的特點，給每件貨品的來源貼上“標碼”，一掃便知其“家門”。同時，各攤位在售賣貨品時應自覺接受質量檢測，合格的攤位則頒發質檢合格證書，公示在攤位明顯位置，使消費者安心；若不合格，則強制其整改，整改不合格納入“地攤黑名單”，限制其經營。完善多方聯動監督機制，建立健全攤主自我監督與群眾、城管等多方監督的聯動機制，強化社會組織監督。

4.2.2、 管理部門合理規劃管理擺點區

結合民意合理規劃擺點區。因地攤經濟依托于人流量發展的特性，管理者應充分調查地攤經濟發展的特性，實地走訪，綜合考慮經營者的意愿與城市秩序等，合理規劃擺點區。并對區域進行分類，分為固定區域與流動區域，進行個性化管理。攤位的分配也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用抽簽等方式進行分配，并定期更換。

4.2.3 、日常管理與抽樣監管有效結合

日常管理與抽樣監管相結合，標準化管理。管理者需對地攤的擺放進行規范，以防堵塞交通。對擺點區域的環境衛生進行監管，必要時可采取對區域內的攤主收取適當費用，聘請清潔工人對該區域進行清潔。為保障地攤商品的質量、食品安全，監管部門需定期對地攤商品進行抽樣檢測，對不合格商品進行公示，并計入經營者檔案。踐行柔性監管下的剛柔并濟。[4]

針對地攤經營帶來的環境問題，相關政府部門應出臺一套系統的考核制度對地攤經濟進行考察管理，具體的考核項目應該包括設施完善、攤位衛生、垃圾袋裝、個人衛生、用具整潔等方面。考核制度可以讓城管執法更加有依據，在規范了地攤經濟的同時，也使經營者形成社會責任意識。建議國家和有關標委會將地攤經濟納入標準化的重要范疇，制定符合中國特色和中國市井氣息的國家標準或行業標準。制定完善的地攤運營管理標準規范將是緩和地攤與城市環境管理之間的矛盾、解決流動攤販管理難度大的一種行之有效的途徑。[5]4.2.4維權渠道多樣化

推動維權渠道多樣化、便捷化。地攤經營者在商業活動中，以生產銷售小商品、食品和農產品為主。其在生產銷售過程中常常會面臨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不全面、監管舉措未落實、自身產品管理能力不足等問題。[6]為方便消費者維權及信息反饋，管理者可要求經營者在其攤位上張貼消費者維權平臺二維碼，二維碼集資質查驗、評價、投訴等功能為一體，消費者可通過掃碼反饋消費體驗。若出現侵權問題，經管理部門查實后將依法對經營者采取相應措施，維護消費者權益；若體驗感良好，也可通過掃碼反饋，影響攤位評級；若對管理或者其他方面有所建議，也可通過其反饋給管理部門，以便管理部門聽取建議，改進管理辦法。

4.3、 建立行業自律組織

4.3.1 、地攤行業自律組織的組織架構

行業自律組織是現代經濟社會重要的市場主體，發揮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重要作用，在性質上屬于社團法人。一般而言，行業自律組織以協會或者商會的組織形式表現出來。地攤行業自律組織是在政府指導和監管下，為實現地攤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而建立的被行政主體授予了一定公共管理職權的社會組織。相比較于政府的管理模式，地攤行業自律組織更加靈活、民主、公平，更夠在市場秩序中最大程度的激發地攤經濟活力，從而助力地攤經濟發展。

行業自律組織組成人員包括從業人員和會員兩大部分，從業人員中不僅包括高級管理人員和普通職員，還包括專業人員，即給行業提供專業指導的專家。在地攤協會中，從事專業工作的應當是精通經濟管理學和城市規劃學的專家。會員則是在地攤協會中進行登記注冊的地攤經營者，會員中又分為中級、初級、高級三等會員，其中沒有營業執照、從事地攤經濟時間短的地攤經營者則是初級會員。初級會員可以向高級會員升級，以時間、收入、口碑等綜合因素為考量。

4.3.2 、地攤行業自律組織的基本運行模式

地攤協會的運行基本遵循“經營者—協會—消費者”的循環模式。首先是地攤行業的經營者即地攤經營者注冊成為會員，再由協會工作人員進行地攤經營者攤位實地考察來確定等級；其次由協會的地攤監管工作人員定期檢查會員地攤經營者的經營狀況，每個地攤經營者都必須通過年末考核，否則將會進行降級或者除名處理；最后由協會的地攤調查人員收集消費者的反饋信息，并將其公布在協會官方網站上，以便會員地攤經營者學習改進。協會專家負責解答會員地攤經營者的問題，并且提出建議和改進辦法。

4.4 、落實細化法律法規

現行有關地攤經濟的法律制度設計存在的一個很大問題，就是缺乏更加微觀和細致的規范性文件來具體引導、規范現實地攤經濟面臨的問題。多地的省人大常委會和省政府出臺的規范性文件都對地攤經濟的發展提出了原則性的要求，但是規范本身較為宏觀和原則，現實中缺乏的是貫徹這些基本理念的市區一級的規范性文件。因此，管理者對地攤的執法自由裁量權過大，更多憑的是當前政策的態度，政策鼓勵則放寬監管，一旦政策收緊，則又恢復以往的簡單打擊取締模式。為了實現對地攤經濟的長效化治理，有必要落實和細化法律法規，為地攤經濟的發展提供更加嚴密和堅實的制度性保障。具體而言，地方政府的管理辦法應當從源頭規范，制定市場準入的主體標準和行業標準。貫徹落實“六穩六保”的方針，明確細化地方政府的主體責任，積極作為，為地攤經營者提供一個優質、有序、科學的監管環境。規范經營者的權利和義務，規定法律責任和救濟途徑，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5 、結語

地攤經濟作為我國有著幾千年悠久歷史的傳統經濟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對于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售后維權艱難、影響城市秩序、監管方式不當等發展困境，應當運用法治思維，從完善市場準入制度、創新監管方式、建立行業自律組織和落實細化法律法規等方面予以化解，為地攤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構建制度保障，讓這“人間的煙火”更加亮麗和蓬勃。

參考文獻

[1]安寶玉，楊素媚，劉媛媛，等.地攤經濟健康發展的多方聯動機制探索——以山東省中小城市為例[J].商場現代化，2020(20):19-21.

[2]張勝玉，冒王磊.“身份”與“空間”能否延續？——后疫情時代城市流動攤販治理的思考[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6):25-29.

[3]陳業宏，王巖.論“地攤經濟”嵌入現代治理體系的行政監管路徑——以15個城市的監管政策為樣本[J].湖南社會科學，2020(6):93-103.

[4] 李健，歐逸梅.《民法典》背景下的“地攤”——地攤經營者的法律風險分析[J].現代商業，2020(32):21-24.

篇2

【關鍵詞】地攤經濟；供求關系；博弈；第三產業

一、“地攤經濟”的由來及催生的原因

“地攤經濟”是指通過擺地攤獲得收入來源形成的一種經濟形式，由于其非合法性存在而被視為城市里的邊緣經濟形式。人類發展“地攤經濟”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會的物物交換。地攤經濟催生的原因很多，比如供求原因，失業問題等等，但是其中最為重要、起決定性的便是供求原因。

根據調查所得，下沙大學生用于飲食和衣服的費用月占65%，基礎消費是最大部分。地攤經濟大多為餐飲業和服裝業，我們調查顯示餐飲業和服裝業占整個地攤經濟的94.23%。據現有數據研究，假設一個人一個月買一件衣服，一個月的基本飲食需求是93頓飯，下沙現有18萬大學生，則一個月需要18萬件衣服，基本飲食需求1674萬頓，而下沙現有的餐飲店家、服裝店家，勉強能夠應對這些需求。此外，由于店家分布呈集中狀，位于商貿城、奧特萊斯廣場等，距離和時間的問題，導致學生消費呈現比較困難的現狀。

再者下沙大學城附近有工業城，大量民工和其家庭居住附近，為了謀生或者增加家庭收入，看到如此境況，設攤買賣，小本薄利，地攤經濟便應運而生。

二、地攤經濟的外部性分析

（一） 地攤經濟的正外部性

1.地攤經濟能緩解就業壓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國慶指出：“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大量的人員流入城市謀生是不可避免的，而城市人群也需要城市提供不同層次、不同時間、多元化的服務。更重的要是，從小商販和外來人員的角度，到城市勞動謀生是他們基本的生活方式。”在大學城區，我們發現擺地攤的人大多是失業人群。許多失業的人群沒有一定的資本租賃店鋪，也沒有資金力量運轉，對于他們而言，在街邊擺地攤是最為簡便和最具收益的。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地攤經濟為人們提供更多的就業道路，也為很多創業的人群提供模擬的平臺。

2. 地攤經濟滿足了低水平消費及物質較為匱乏地區的人們的消費需求和娛樂需求。地攤上的商品與店鋪中的商品相比，地攤商品因為成本比較低而比較廉價，低水平消費者往往偏好地攤商品，如果地攤經濟消失，他們不得不面臨著購物的新選擇。這種選擇的成本往往是比較大的。與此同時，地攤雖然零零散散的出現，但是在夜晚，他們常常會成群的出現，從而形成一條地攤小街。低水平消費者不但能夠獲取所需求的商品，也能夠在選擇中獲得逛街的樂趣。除了低水平消費者之外，物質較為匱乏地區會有這種情況，比如，下沙大學城。

3. 地攤經濟帶動第三產業發展。下沙大學城地攤經濟為大學生提供了創業的平臺。他們可以通過地攤經濟來積累資金，也能更好地了解消費者的需求。當他們的財富累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他們不會滿足于流動的攤位，為了擴大經營，會選擇租賃店鋪，或者直接開始創辦公司。

（二） 地攤經濟的負外部性

1.影響市容，造成環境污染。下沙的地攤往往就設在街道的兩邊，會占據人行道，攤點的隨意擺設影響到了行人的安全，也會影響到城市的整體市容。擺地攤的過程中也會給環境造成污染，果皮、塑料袋隨地丟棄；燒烤濃煙四溢；小商販的吆喝叫賣聲嘈雜無章。這都嚴重影響了城市的整潔和美觀。

2.威脅社會治安。地攤攤點的管理責任現在都沒有法規明確界定，小商販因為利益而使地攤管理陷入混亂狀態。有的小商販為了占據有利位置相互競爭吵架甚至大打出手，自己受傷的同時帶來不好的社會影響，給社會治安工作帶來麻煩與困難。地攤多由閑散人員組成，客流量大，缺乏有效管理，時有失竊行為發生，這也使學生與攤主的財產安全受到威脅。

3.偷稅漏稅現象時有發生。稅收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對調節社會經濟、監管社會經濟活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小商販們法律意識淡薄，缺乏依法納稅的意識，這不但給國家財政造成一定的損失，還損壞了社會公平。小商販們大多數都處在低收入階層，可以相應的少繳一部分稅收，但是絕不能偷稅漏稅。

三、地攤經濟的博弈分析

博弈論是研究決策主體在給定信息結構下如何決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決策主體之間決策的均衡。政府、社會大眾以及流動地攤主的利益互相影響，也存在著利益博弈，因此我們將對地攤經濟進行博弈過程的分析，探究原因并得出最優策略。

首先，對于地攤主來說，最優策略是擺攤。原因如下：假設博弈雙方為地攤主A和B，策略集為擺攤和不擺攤。由于地攤主的收益一般較少且互相影響小，因此假設擺攤收益為固定R，不擺攤的收益為0，無論地攤主B采取怎樣的策略，地攤主A均會選擇“擺攤”。同理，地攤主B均會選擇“擺攤”。因此當（擺攤，擺攤）即地攤主A、B都選擇擺攤的時候，其收益最大（R,R），達到納什均衡。推而廣之，對于N個地攤主而言，當N個人都選擇擺攤時，其收益最大，達到納什均衡。

其次，在地攤主和政府的博弈中，假設各博弈方完全理性，并有獲得完全信息的能力。基于這樣的假設，地攤主的策略集為“擺攤”和“不擺攤”，政府的策略集為“管理”和“不管理”。

假設地攤的固定凈收入為R1元/天，由于政府管理對地攤主造成的損失為C1（x）元/天（0

當R1-C1（x）>0且R2（x）-C2（x）

當R1-C1（x）

當R1-C1（x）0，即地攤主在政府的管理下面臨虧損，且政府的管理收益大于管理成本，有較大可能性進行管理，因此此時雙方的策略為（不擺攤，管理）。達到納什均衡。社會凈福利取決于地攤主的得益是否足夠彌補政府的損失，當地攤主的得益大于政府的損失，則社會凈福利為正，有利于社會發展；當地攤主得益小于政府損失，則社會凈福利為負，不利于社會發展。

綜上所述，只有當政府管理力度較大（R1-C1（x）0）的情況下，才能達到（不擺攤，管理）的局面，即政府管理收益高于成本，且地攤主在政府的管理下面臨虧損，放棄擺攤。但是，這種情況對于政府管理的要求較高，出現的可能性較小，而（擺攤，管理）的情況才是地攤主與政府重復博弈中的均衡點，也很好證實了現實生活中政府管理下地攤屢禁不止的現象。

對于地攤主來說，為獲取最大利益，擺攤是最優策略。對于政府來說，由于現實中管理存在種種困難，更傾向于不管理。其原因大致如下：

1．管理成本往往高于管理收益。政府在地攤整治上的投入有限，沒有足夠的人力和物力進行地攤的整治和管理；

2．政府打擊難度大。違法的地攤往往是在某個時間段出現，而且地攤流動性強，容易躲避管理，政府很難徹底將違法的地攤掃除，打擊效果不好

3．制度缺陷。一味的取締地攤難以真正地從根源上解決地攤問題，完善制度及管理才是根治之道。

基于上述原因，地攤主和政府一直處于游擊戰的狀態，進行長期的重復博弈。

四、數據分析

我們團隊以問卷調查為主要調查方式展開調查分析。調查對象是消費者，其中以學生為主。我們共發放問卷356份，其中收回有效問卷300份。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一）關于消費群體構成調查

本次調查中，男性消費者的比例占總體的35%，女性消費者比例占總體的65%，相比男性消費者，女性消費者多占了總體的30%。由此可知，女性消費者在一定程度上更青睞地攤。我們團隊的課題以下沙大學城為主要研究對象，因此學生和外來務工人員是消費的主要群體。針對每月生活費的問題，7%的消費者月生活費不足800元，而68%的消費者月生活費在800-1200元之間，月生活費達到1200元以上的消費者只占了總數的25%。

高校周邊的地攤在未實行管制前經營時間主要在15:00至22：00，是學生往返的高峰期。經過調查分析可知，未在地攤上消費過的人數占總人數的13%，而偶然在地攤上消費的消費者占調查總人數的79%，只有8%的消費者經常在地攤消費。可見，地攤只是便利消費者的一項途徑，是消費者的選擇之一。

（二）關于市場執法監管滿意度調查

在未實行管制前，地攤存在眾多問題。如環境臟亂、缺乏管理，秩序混亂、影響周邊學生生活、與同行業租店面者形成不正當競爭，影響公平等。

在問及消費者對下次城管的執法滿意度時，53%的消費者對此表示一般，不滿意程度超過了滿意度，甚至占調查人數的42%的人表示城管管理態度惡劣，而認識城管管理態度很惡劣的人數達到了調查人數的34%。城管對地攤實行直接管理，利益關乎消費者、地攤主和政府有關機構。因此，合理規范城管的執法力度，提高城管管理的滿意度勢在必行。

城管的管理自然會引起城管和地攤主之間的矛盾。對此，不同消費者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占調查總體的57%的人認為城管的執法力度過大；而33%的人認為地攤是違法的，城管應該對其實行管理，剩下10%的則覺得無所謂，采取觀望態度。

（三）關于地攤的存在形式及合理性調查

地攤經濟是否應該支持，其對社會的作用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在調查過程中，51%的人對地攤經濟表示支持，而反對地攤經濟的人數也占了15%，其余34%的人對地攤經濟的存在與否表示無所謂。而我們則認為地攤經濟的存在與否，將取決于多方矛盾是否能夠找到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

地攤是一種移動的形式，會占有一定的空間和土地面積，對占地費用的收取，占調查人數49%的人認為應該，和其余51%的人表示反對。費用的收取和費用分配的問題也是關乎多方的矛盾之一，亟待解決。

在我們的調查期間內，政府有關機構對地攤加大了管理力度。地攤逐漸被清理，對此，我們對地攤消失對周邊人群生活的影響以及他們對地攤的看法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占被調查人數的15%的人認為，地攤的消失使其生活極其不方便，62%的人認為地攤的消失對其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影響，其余23%的則表示沒影響。占調查總人數的62%的人表示不應該取消地攤，只有極少數的人認為應該取消地攤，29%的人對是否應該取消地攤表示無所謂。

五、規范地攤經濟的對策

（一） 現有政府政策

1.城管管理與打擊。在2010-2012兩年間，城管強制管理，鐵硬手腕，將地攤驅趕至沒有為止。

2.白楊商亭的設置。政府于2011年下半年，取締地攤后，在大學附近設置了白楊商亭，混炒等比較受歡迎的飲食再次開業。

（二）現有政策問題

1.完全的打擊和強制鐵硬驅趕減低就業，減少了閑散人員的收入，同時使閑散人員失業，造成一部分的流動人員，導致了社會治安等問題

2.白楊商亭三三兩兩，而且開營時間并不固定。

（三） 主要對策

1.給地攤經濟劃定區域，限制經營時間。地攤經濟的區域需要得到合理的規范，不能影響交通，要集中化，便于管理。時間段應該劃分為早上中午晚上三段，三段要有時間規定。調研顯示，僅有13.2%的流動商販是全天制擺攤的，大部分的流動商販都是選擇上下學人流量高峰期出來擺攤，這嚴重影響了城市交通，妨礙公共秩序，所以有必要對流動商販的擺攤時間進行限制。

2.地攤主之間互相進行衛生與服務監督。同業之間的監督往往是最為嚴格的，為了防止惡性競爭和勾結，政府可以進行抽號配對或者電腦隨機配對。對于調查后發現惡性競爭的可以進行懲罰性措施，例如罰款或者停業一段時間。

3.設置攤位費。地攤經濟與店鋪經濟的最大區別在于其成本，店鋪因為租金、水電等費用，商品的價格一般較之要高一些，但是地攤的成本比較低，所以商品價格也比較低，這是其巨大的優勢。收取合理的攤位費，可以使地攤經濟和店鋪經濟良性競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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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編號：2011YJX67

篇3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把誠信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大力推進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抓緊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系統，加大對失信行為懲戒力度，在全社會廣泛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氛圍。”《商務部關于“十二五”期間加強商務領域信用建設的指導意見》中也明確指出：“商務領域信用建設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市場體系的基礎工程，也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治本之策。”當前，我國正處在市場化深入推進的關鍵時期，更需要在全社會弘揚誠信美德，大力培育誠實守信的商務環境。審視我國當前商務誠信缺失的主要原因，將有助于我們對癥下藥，提出有針對性的改進措施。

一、商務誠信缺失產生的原因

（一）傳統誠信文化存在弱點

中國傳統誠信觀念建立在德性誠信的基礎之上，是一種情感誠信。傳統誠信的實現依靠的是行為者的自律，而非物質利益或法律約束；傳統誠信觀以身份關系為主要表征，是建立在親緣基礎上的封閉式誠信，這種誠信“內外有別、親疏有別”，是一種有限誠信；傳統誠信觀以個人心性為依托，體現的是個人自身的品行、品德、修養和情操；傳統誠信觀誠信的目的是一種道義追求，是誠信主體自身所追求的一種道德境界，它更多的是一種崇高的道德理想和更高層次的倫理規范。與之相對的西方誠信觀，則建立在契約誠信的基礎之上，以平等關系為主要表征，以外部制約為依托，其實現更依賴于他律，表現為個人為追逐利益而兌現承諾的可靠程度。傳統誠信觀歷經千百年流傳至今，固然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然而歷史發展到今天，市場經濟建立所導致的社會轉型，改變了整個道德生活的外部條件，使得傳統誠信觀的現代轉換成為必然。傳統誠信文化的弱點不可避免地成為導致商務誠信缺乏的歷史原因。隨著傳統自然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換，社會生活也就由“身份社會”發展到“契約社會”，傳統的德性誠信也必須轉向契約誠信，過去由主觀自律和道德教育支撐的誠信，也就必然過渡到由法律法規、信用管理等一系列客觀制度保障的誠信體系。

（二）市場經濟機制不夠完善

市場經濟是契約經濟，市場主體通過契約來限定風險，以便減少信任關系建立的不確定性及非理性。契約就是商務誠信實現的客觀保障，商務誠信也因此獲得了普遍的基礎和客觀的標準，約束著所有進入市場的主體。然而，我國目前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機制仍有不完善之處，這對于商務誠信體系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1．產權制度不明晰。現代產權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它是一種權責利高度統一的制度，其建立的基礎就是產權主體歸屬明確和產權收益歸屬明確。因為只有產權所有者和收益者明確，即其既是市場交易信譽價值的受益者，又是市場失信行為的相應職責的承擔者，才能使經濟主體的市場經濟行為別無選擇地堅持誠實守信經營。但是，目前現有的產權制度仍然缺乏對經濟活動主體的足夠約束力。尤其是在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制中，仍然存在較為嚴重的權責不明現象。國有企業的經營者或領導者還僅僅是所有者的代表，他無須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財產責任或經濟效益，這種不明晰的產權制度就造成了國有資產所有權虛置、所有者缺位的現象，致使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因無法確定企業的未來收益將由誰來享受，從而忽視誠信經營，一切以眼前利益為出發點。另外，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經營中，由于私有財產在法律上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無法激起其建立長遠的經營戰略和目標的動力，大量私營業主也是只顧眼前利益，無心規劃長期的誠信經營。

2.市場競爭機制不健全。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異常激烈，我國市場經濟又處于不成熟階段，沒有形成健全有效的市場競爭機制。這就促使企業家把追求財富的累積這一特質，表現得淋漓盡致，甚至肆無忌憚。在市場競爭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企業以獲取利潤為目標，常常通過諸如惡意拖欠和逃廢銀行債務、逃稅偷稅、商業欺詐、制假售假、非法集資等手段來獲取財富。

3.交易信息不對稱。信息是一種重要的資源和資產，但市場上的任何個體或組織都不可能掌握百分之百的信息，信息不對稱也就成為現代經濟生活的一種常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主要通過各經濟主體之間的相互交易來進行。由于我國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有效的機制來確保信息的公正、公開和公平的傳遞，信息也主要是在各個交易主體之間橫向傳遞，向公眾公開或擴散的可能性很小。在交易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交易當事人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通過隱瞞真實信息甚至制造虛假信息來操縱交易行為，實施商業欺詐，為自身牟取不正當利益。

4．法律保障不足。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正處于完善之中，相應的商務誠信法律體系尚不完善，對社會與經濟活動中的誠信行為缺乏強有力的保障措施。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統的和規范的商務誠信法律，現行個別法律法規中雖也涉及對商業欺詐、不正當競爭等行為的處理辦法，但對其懲治辦法的規定卻明顯不妥。因此，就造成了在對商務失信行為的執法過程存在判決不當、執行不力、處罰不夠等現象。由此可見，在商務誠信法律保障不足的情況下，失信者不能受到應有的制裁，守信人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失信成本遠遠低于守信成本，這就大大助長了市場上不講商務誠信的風氣。

（三）政府職能作用發揮不夠

商務誠信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與社會誠信水平，特別是政務誠信和司法公信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從已經發生的案例來看，一些企業為了追求自身的利潤最大化，不惜突破行業底線和道德底線，甚至是法律底線。而個別政府部門和司法部門出于對地方經濟的保護，對于當地的假冒偽劣、非法經營的違法行為不是予以制止，而是采取默許甚至縱容的態度，使得這些企業更加肆意妄為。同時，由于相關法規、制度建設尚不完善，政府在監管方面缺乏依據、無法可依，加之有些政府在監督執法方面缺少經驗或是對監管企業發展方面根本不加重視，造成了執法不嚴的局面。社會上的失信違法行為不能得到應有的懲處；相反，失信者卻能得到巨額的利潤。這種現象無疑會助長失信、違法之風，最終造成整個商務誠信環境的破壞。此外，商務誠信的建立需要政府的主導，但是政府在這方面的職能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履行，在經濟建設過程中，對誠信美德的教育、宣傳力度不夠，沒有出臺關于誠信的專門法律、法規和政策等。

（四）誠信意識淡漠

一方面，由于企業誠信意識的淡漠和社會誠信體系建設的滯后，使得企業在經營中的所有行事方針都是以利益為導向。在利益的驅動下，企業會放棄道德的經營原則，轉向非道德的經營，從而導致失信行為的產生。同時，我們的企業過分地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對企業發展的評價也僅僅關注在一些數字指標上，而忽視了企業文化的建設，也忽視了對企業經營管理者和員工自身素質的培養與提升，尤其對于誠信素質的培養更是少之又少，績效成為衡量企業經營好壞與考核員工的唯一標準，沒有使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相同步，這是企業運行不暢的又一內因所在；另一個方面，消費者法律意識淡漠，維權意識不強，對消費過程中的上當受騙，一般只是聽之任之。消費者缺乏自身權益保護意識，也助長了企業不誠信的囂張氣焰。

二、商務誠信建設的路徑選擇

（一）在商務誠信建設過程中，加強制度性保障

1．完善產權制度。深入推進國企改革，做到權責主體明確，企業有獨立自主的經營權、財產所有權、支配權以及償債能力。這樣，國企才能提高經營中重復博弈的積極性，在追求長遠利益中重視誠信投資。對非國企來說，應不斷完善物權法、債權法之類的財產保護制度，確保企業在經營中財產流轉的穩定預期，為企業誠信經營放棄短期機會主義提供法制基礎。

2.完善企業征信及信用信息披露制度。加快信用網絡建設，充分利用工商、財政、銀行、質檢、審計、司法等部門的現有資料和已有系統，出臺數據收集政策，加快建立企業和個人公共信息數據庫，制定市場準入機制、失信約束機制和處罰機制，以及信用評估準則、評估辦法和管理辦法，數據信息的采集和使用辦法等符合市場規律的信用體系，建立明確的信用信息征集和披露法律制度，擴大社會相關的信用信息的征集和披露范圍與頻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覆蓋全社會的信用信息查詢系統，通過互聯網、新聞媒體等，在全國范圍內形成有效的信用信息溝通傳播渠道。

3.建立健全失信懲戒制度。實行企業信用預警制度，對違法或失信行為輕微的企業進行預先警示，或預先約見,或口頭提示,或在日常檢查中予以提示；實行企業失信懲戒制度，對失信企業進行重點監控，強化日常檢查，注重事后回訪，由政府的監管部門和權威的征信機構將企業的失信記錄列入相關信用信息查詢系統，向全社會公示失信企業懲罰名單，由市場和全社會對失信企業進行經濟性、道德性懲罰；實行企業守信激勵制度，對守信企業進行重點扶持，從積極方面鼓勵其他企業重視信用、保護信用、提倡信用；實行嚴重失信淘汰制度，對嚴重失信企業，吊銷其營業執照并加強后期監管力度；實行企業信用修復制度，對主動整改、糾正違法失信行為的失信企業，給予恢復信用的機會；對企業失信行為進行法律責任追究。企業失信的法律責任是失信懲罰機制的制度保障和延伸措施，因此，這種法律責任追究不能局限于采取單一制裁的方法，而必須采取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內容兼而有之的方法。

（二）在優化商務誠信環境過程中，充分發揮政府職能

政府在商務信用活動中，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政府應帶頭誠實守信，起到表率作用，提高政府公信力，樹立高效、廉潔的政府形象。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擴大政務公開的渠道，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其對市場的監管作用，以規范市場秩序。遇到違法亂紀行為，要及時進行懲處，并向社會公布。政府應針對目前各種分散的監督機構進行規范、引導，使其制度化、系統化，以在全社會形成健全的市場監管機制，為建設完備的商務誠信體系做好鋪墊。

（三）健全法制，加大執法力度，為商務誠信營造良好的法律環境

首先，加快立法步伐，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我國目前有關商務誠信方面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善，對法制體系的建設尚處在起步階段，法律法規中存在的漏洞給了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因此，加強商務誠信的立法工作，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國家應盡快制定《企業信用法》，并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補充修改，對于失信違約的企業和個人應加大懲處力度，使之付出經濟與信譽雙方面的慘痛代價。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商業欺詐行為的發生。參照發達國家的《公正信用報告法》，制定相關的法規，嚴格規范涉及信用記錄、使用及評估活動的機構和組織的行為。依照《破產法》等法律法規強制企業退出，對違法企業吊銷經營牌照，勒令其退出市場，不僅追究其經濟責任，還要追究其刑事責任。

其次，加大執法力度，切實做好法律責任的貫徹落實。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完善的重要時期，政府的行政機關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執法部門從嚴執法，這是促進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前提條件。維護法律的權威，必須讓違法亂紀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而遵紀守法的個人和企業應該受到保護和鼓勵，以增強他們誠實守信的信心。同時，應該加強執法隊伍的建設，提高執法隊伍的素質，給執法隊伍提供必要的物質保障和技術支持，確保其嚴格執法、公正執法。

（四）加強道德教育，推進企業誠信文化建設

首先，加強個人道德教育。商務活動是否誠信，主要還在于商業經營者個人的道德水平和誠信意識。因此，應該將強化全民誠信意識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建設的重要內容，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基本工程來抓。在經濟生活中，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誠信規范活動，比如“質量萬里行”、“全城商品無假貨”等。還可以通過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各種媒體進行宣傳教育，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守信光榮、失信可恥。同時，媒體也應起到監督的作用。對于誠實守信的個人和企業要廣泛宣傳、大力頌揚，而對于失信的個人和企業要進行批評、譴責。

其次，加強企業誠信文化建設。通過制定企業誠信準則，開展企業誠信培訓，逐步樹立企業誠信文化理念，并不斷提高企業員工尤其是管理者的誠信文化素質，建立激勵誠信行為的制度規范，使誠信文化觀念滲透到整個管理過程中，變成人們的自覺意識和行動。

（五）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和信用中介服務機構的作用，加強商務誠信管理

一方面，對于商務誠信管理，行業協會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行業協會的監管，既可以為本行業的會員提供各種經驗交流、政策咨詢、業務培訓、權益維護乃至頒發行業從業執照等服務，又肩負著維序的社會功能，需對其行業的各個機構進行監督和評價。因此，要強化行業自律，建立信用檔案，健全管理機制，充分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引導企業運用信用產品和服務，培育信用服務企業，大力開展信用產品和服務應用，從而加快決策速度，提高交易活動效率，擴大信用交易規模。